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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人心语——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品读拾零(12)

本篇可视作编者阅读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的读书笔记,将分为多期发布。此为第12期。
本篇于《琴海游思》文集的全部六十篇文章中挑选了五十余篇,整理摘录了二百五十多个段落(内容合并摘录的段落计为一段),并对其中一百八十余个段落进行了解读,其余段落被引用于解读文字中。本篇的棕色字体为原文选辑内容,黑色字体为编者品读内容,括弧中的内容除所选各段末尾页码标注和特别说明外,均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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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海丙申年(2016年)青岛留影


《琵琶之“熵”》


中国历来,重道轻器,吏官有位,艺术无尊,技沦淫巧;西方近代,重器轻道,崇尚科学,复兴文艺,技术至上。我们摒弃对技术的偏见,以道器合一的统觉论,树立正确的技术观。……技术谱系好比一部词典,词汇组合、章句、语法都出自词典第一手材料。……具备一部理想的词典,还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技术方法。即便人人都使用同一部词典,奏出音乐往往千差万别,其中关键之一是方法问题。好比使用刀枪,没有好方法,再精良的刀枪也发挥不了功效。……技法设计,除肢体机能运动科学性、合理性之外,从艺术美学角度要求达到两个目标:一有美感,二求变化。抓住手形、手势,由表及里,是掌控技术最简便有效的途径。(第157-159页)
打开“词典”研究“技术”,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从技术到技术”,而忘了学习技术是为了使用技术,使用技术是为音乐服务。文中所谓“由表及里”,就是要从技术的“表”进入到音乐的“里”,故而需要追求“一有美感,二求变化”,如此才能“道器合一”。只是如今有很多人追求的是“在音乐里展现技术”,而不是“将技术融入音乐中”。


琵琶与吉他(西班牙独奏吉他)单从音乐用技、用情状态简略相比——
吉他,始终在音响、音色温和柔美的状态中行进,音乐语言永远处在流动之中,尤其激情狂热时,不暴不躁、有节有度,颇有绅士风范。吉他仍然保持田园式的风土人情和休闲洒脱的风格,它没有因城市化、商品化所带来的媚俗油滑的恶习斫丧。这一件贴紧“人类诗意般栖居”的弹拨乐器为世人爱听爱弹,实乃情理之中。
再看琵琶用情:时时刻刻准备打仗,不管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十面埋伏》《狼牙山五壮士》);与大自然搏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草原小姐妹》《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时时向党献忠心(《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喜大悲的人生篇(《春蚕》《秦俑》);好不容易放松下来弹奏几曲轻松快乐的音乐(《春江花月夜》《天池》),过后免不了使出浑身解数,疯疯癫癫狂扫一把(某些超分贝的新潮音乐)。琵琶身处的环境与吉他截然不同,沉重的“二律反背”包袱,吉他从来没有担负过,琵琶不太可能成为世界乐器。(第165页)

刘德海在琵琶文集的《琵琶贵在见体》一文中分析道:“琵琶,原本外来器物,中华民族接纳它,‘拿来’再创,历经两千年,它形成了一件兼容中外不同文化基因于一体的弹拨乐器。……它逐渐成为被世界听众喜爱的世界性乐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第121页)可见,通过与吉他的比较产生“琵琶不太可能成为世界乐器”的说法,似乎有“闹情绪”、“说气话”的意思,就像是在“比较”语境中“话赶话”的被“逼”之言。
其实乐器在发展过程中,声学品质的美学印象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大唐琵琶多融于歌舞,不似如今的“张狂”;十三世纪的椭圆体摩尔吉他使用金属弦,风格粗犷也并非如今的“绅士风范”。只是当两种乐器进入到如今的大成阶段,8字形内弯且薄壁的吉他形制和用材,决定了它“田园化”波澜不惊的声学品质,而梨形硬木共鸣体的琵琶形制和用材,则使其声学品质极具表现张力。这其实也是“各美其美”的形态,无可比拟。何况玩吉他的其实也并不甘于只是“赤足走在田埂上”,不然怎么会有电吉他的“狂放不羁”。


《先辈的呼唤》


世纪之交,多少人沉迷于狂欢娱乐之中。在碎片化、粗卑化、庸俗化的大舞台之上,哪还有心思弹奏天籁之音。现时,某大学生在网上公开散布“拒绝阅读文学经典”的言论。我思忖着,不学传统照样弹好琵琶的想法,也大有人在。
乐观派常说,几十年琵琶大发展,尤其技术技巧超过古人。我们反问一句:几十年,人有没有发展?(第188页)

刘德海在琵琶文集的《寻“人”启示》一文中说道:
音乐,
自音乐有了“学”就少了音乐,
西方中心之霸气,
好古忽今之雅气,
坐而论道之习气
弄墨舞文之酸气,
硬把活生生、热腾腾人气一团,
变成死沉沉、冷冰冰符号一堆,
音乐成为“无活人”之“学”
赧颜高谈以“人”为本,
“人”到何处寻?
(第362页)
技术发展太快,音乐跟不上;音乐发展太快,人又跟不上。几十年来,人其实也在发展,发展技术,发展音乐,只是忘了发展自己。
说到底,技术、音乐最终由人掌握,而人的自我发展,应该更能推动技术和音乐的发展。所谓“忙趁东风放纸鸢”,人要在时代的“东风”里放飞自我,最好由“传统”这根绳牵着,才能飞得远、飞得高,也只有循着历史和文化这根“传统”之绳,才能准确找到自我,找到“人”。


爬坡数十年,爬出一句话:弹琵琶从手弹到人,又由人弹回到手。乐器之难在人亦在手,……回忆我所熟知的恩师和前辈,卫仲乐、孙裕德、程午嘉、曹安和、林石城、杨大钧、秦鹏章、陈重等他们给我留下极其珍贵的艺术财富。至于他们的生活、家庭、习俗、爱好、社交、情感世界、喜怒哀乐等知道得太少太少,这已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第188-189页)
刘德海在琵琶文集的《博爱•故事•语言(口述文)》一文中说:“以往学习流派,只见音符不见人。今日重访流派,应当先见人,听故事,后弹琴。……音乐史不只是一种声音,声音在弦上也在弦外。我曾经强调隔代学院派的想法:‘老师的老师怎样弹琴,又怎样教琴?’‘老师比起他的老师哪里弹的不一样?’这两个问号,成为我永远的谜团。倘若把前辈弦外的故事和弦上的语言,合编成一部活的琵琶现代史,将是一笔有深远意义的独特的财产。”(第267-268页)
弦为心声。听到老师拨动琴弦是“初学”,听到老师拨动心弦是“真学”。


在今天音乐学府的音乐史或主课的课堂上,讲作品、讲技巧,很少讲人的故事。……周少梅对琴艺的要求几乎达到今日学院派专业技术标准,他已经把二胡提升为一件独立欣赏的乐器。周少梅和刘天华一同开创了现代二胡乐派,两位先辈都是奠基者。这一身份的定位,符合历史事实。
一个“民穷财尽,音乐奇荒”(刘天华)年代,生活窘迫的周少梅用他的智慧和毅力作出开创性的成就,其原因何在?这是生活在今天的音乐人值得解读的第一问。(第189-190页)

周少梅的音乐教学三十余年桃李满天,国乐一代宗师刘天华位列其中。当年周少梅之窘迫,从学生蒋风之四处奔走联络,以合办一场音乐会筹款的方式解决其返程费用可见一斑,但周少梅依然用他的“三把位奏法”点亮了二胡“独立”的光明之路,也点亮了刘天华的国乐改进之路。如今,当无数双手在晚会上为“流行二胡”打开手机灯光摇臂的时候,那灯光里的琴声又能给未来点亮什么呢?


《一见“古曲”心发怵》


作者、听众、表演,不分主客三位一体,投以历史经验的审美活动场,这一提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出炉的“接受美学”大概原意。这“原意”曾被人误解成“听众就是主体”。如今商品大潮,这个“原意”又演变成“听众爱什么,我唱什么”,一个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庸俗审美活动场。听众“主体”一下子升格为“上帝”。面对这不可逆转的思潮,有良知的“弹古曲”人处境窘迫。审美场第一要素“作者”在哪里?“古曲”作者,无名无姓,无据可查。这个谜团被一句“古曲乃集体智慧结晶”搪塞了过去。作者不在场,听众是“上帝”,剩下孤苦伶仃“弹古曲”人。这样一个难言的审美怪圈,“弹古曲”人还可能做点什么?(第194页)
“琴人”找不到古曲“古作者”怎么办?那就找“新作者”根据“上帝(听众)”要求“作新曲”混口饭吃,然后,新曲弹给新人听,古曲弹给自己听。就像刘德海在同篇《一见“古曲”心发怵》中所言:“如今,‘弹古曲’人要么顺从大众文化随波逐流,要么找一僻静处自得其乐。或沦为‘商品包装物’,或替古人说‘古话’”。(第195页)刘德海紧接着希望:“‘弹古曲’宁可选择后者,这样选择至少在审美活动场中死守一角,起一点微薄的净化作用。”(第195页)虽然这样的“死守一角”终究改变不了“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趋势,但却可以“反衬式”地彰显出“弹古曲”之人难得的“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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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海文集《琴海游思》封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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