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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觐文在大同乐会的演说

本篇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乐论选》一书。

郑觐文(1872—1935),江苏江阴人,自幼学习丝竹乐曲。1906年往浏阳向文庙主祭邱之稑[lù]求术教古乐事宜,1918年根据《诗经》译谱《雅乐新编(初集)》,并出版,1919年将上海琴瑟学社更名为“大同乐会”。主张“中乐为体,西乐为用”,光大国乐与西乐相济。大同乐会制作了大量中西乐器,演出了大量曲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郑觐文将国乐与一般音乐区分开来,指出国乐有雅乐、大乐、国乐三大类别。认为音乐要有发展,必须要与国家政治发生关系。
                                                                                  ——选自《中国历代乐论选》相关说明


编者的话:郑觐文作为20世纪初中国音乐文化实践的代表性人物,其演说中的所思所想颇为出乎“大众印象”之意料,值得今人品味。在此解读一二,引乐友见仁见智。

        音乐如此难兴,究竟是何缘故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余因此问题,横直在心,已非一日。直到现在,因辑《中国音乐史》,由各方面考察,方才撤底了解音乐的难兴。并非别故,乃在音乐本身,名实不符的关系所致。(编者小议:以前的《辞海》对郑觐文编著《中国音乐史》颇有“微词”,评价为“持论迂远,杂有臆断”。若知郑氏由此破解“音乐难兴”之谜,乃至后文所言观察“国家制乐”之分类等,写“微词”者或暗忖未知其“鸿鹄之志”太过“臆断”。)如今大声疾呼高唱入云的“国乐国乐”,考其实际,止有杂乐类一部分的丝竹价值。理不充,法不备,规模狭小,弄来弄去,几件不值钱的家伙,几只单簿得很的老调子,挂了“国乐”的招牌,专用娱乐二字做号召,教导的只知娱乐,学习的当然也只晓得娱乐。好像国乐的事业,除了娱乐之外,别无所用的了。在此民穷财尽的时代,大多数人的心理,正在忧愁得了不得。这种单讲娱乐的丝竹品,适立于反比例的地位。难怪社会不十分重视,政府也不出面提倡了。(编者小议:20世纪初上海江南丝竹大发展,多称国乐,众多民间丝竹团体营造了民间音乐生活。大同乐会自然也置身其间,但郑觐文显然没有陶醉其间,却从乐体娱情和国家政府的视角比对,进行了清醒、独到的文化透视,所思所想境界非同一般。而“民穷财尽”的时代“定论”也可谓“直白无遗”,颇具民国“特色”。)更有一般热心国乐的,他说国乐与国民性有极大的关系,这点不差。但是现在所谓的国乐是否能代表国民性,国民性是否即包括在现在的“丝竹”(之)内?这个问题,我们一向太不注意。所以弄到现在,不知误用了多少心力。(编者小议:古代先贤制礼作乐,以道德礼乐教化人伦和谐。以此而论,国乐堪比礼乐,自与国民性相关。而以丝竹之娱确难言彰显国民性,更奢论将其升格为国乐,如前文之意:毕竟“国乐只为娱乐”实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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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大同乐会诞辰100周年,由江阴文旅局资助影印高仿翻印的郑觐文所著《中国音乐书史》。

        这样说起来,国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可以答曰:“国乐”是国家音乐的性质,不是普通“丝竹”就可拿来做代表的。国家音乐的内容是什(么)样?又可以答曰:国家音乐名“制乐”,在一切杂乐之上,规模宏大,学理完备,自古相传。编者小议:前文已将民间的丝竹归于“杂乐类一部分”,自难代表国家性质的“国乐”。那么郑觐文由梳理历史而来的国家音乐——制乐,虽说“在一切杂乐之上,规模宏大,学理完备,自古相传。”实则细想无谱无声,也不可能有一支数千年传承的乐队实体的存在,若有的话也就不用梳理历史了,故而“自古相传”最多也只能据文献或出土文物等自古“流传”而已。故而若想知国乐之概貌,必须大量、深入地解读历史,这应是郑觐文编著《中国音乐史》的“潜意识”。)他的部分有三大类:一名雅乐,历史最古,是中国音乐的根本。他的原理有五音十二律,旋宫起调诸法;他的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在上古时代立过许多很大的功劳,后来成为郊天祀圣的永远国教的音乐。(编者小议:雅乐是一种西周初年制定的古代宫廷音乐,典雅纯正谓之雅乐,其与礼法共筑治国安邦的基石,自有“国家”属性。其包括仪式、乐律、乐曲、乐器等多方面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乐制或称体系。而“八音”乐器无疑是雅乐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郑觐文正是通过对其大量仿制、复制,欲体察古乐器规制和雅乐“音效”的“历史回声”,感受纯正的“国家级”雅乐之浩然“正气”。雅乐或是偏重体现精神层面恒定的“音乐仪式”)其二名大乐,于朝会大节,他的性质,与雅乐不同,历代开国建功立业,或纪文德,或叙武事,制成乐章,用于朝会大节。他的性质,与雅乐不同。雅乐是万古不变的。大乐是因事业而成,历朝不同的。这种音乐,名曰功业的音乐。(编者小议:雅乐注重精神教化,大乐歌颂历史功业。雅乐亘古不变,道德精神的“正声”始终一以贯之;大乐历代不同,是用丰功伟绩谱写的国家大乐“正气”。大乐或是偏重体现历史层面豪迈恢宏的“音乐内容”。)第三,就是国乐了,他的性质,是专司对外的,在中国春秋时代最风行。(现在西洋各国也是特别注重的)前清名燕乐,规模很大。他的编制,以中和清乐作基本,以番部高丽、缅甸、回子、安南等国乐作合奏,乐器众多。乐器的种类,吾人所未经的,不知凡几。(编者小议:国乐彰显国家形象和万国来朝的大国气度,或偏重体现最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为今之计,为有使音乐与国家政治发生关系,方有发展的希望:一面宣传上述的“制乐”,一面将北京前清的乘余的乐器,运之南来,联合沪上及外阜各音乐团体内的中坚,因时制宜,编成中华民国的新国乐,作大规模经营的组织。凡为音乐界中人,不分中乐西乐,大家共同负责,一致提倡以制作为前提,不要单讲娱乐号召,求真正的国乐。这就是本会今年添设制乐的唯一主义。(编者小议:从非常理想化的设想可见郑觐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不要单讲娱乐号召,求真正的国乐”不无“礼崩越坏”的担忧,以及将“娱乐丝竹”升华为“国家音乐”的期盼。“添设制乐”一说据陈正生、沈正国编著的《国民大乐》一书载:1928年7月大同乐会增设“制乐”一科,有郑觐文亲自教授。此举足见其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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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郑觐文(图中立者)监制完成了一批古乐器


        还有一句话要声明的,我所说的并不是不要丝竹,不过希望专考丝竹的同志们再进一步,加以国乐的研究,使丝竹的价值,更可因此继长增高,受相得益彰效果。鄙见如此,不知我诸同仁以为如何云云。(编者小议:符合号召音乐人“共同负责”的精神,期待玩丝竹“杂乐”的关注“国乐”研究。而通篇除了“音乐需要依托国家政治求得发展”之意,也蕴含了“国家政治需要国家音乐”的“潜台词”。)

(《申报》1928年7月23日)


相关链接:
据音乐学家陈正生《郑觐文对民族音乐的贡献》(《国民大乐》一书的代前言)介绍:
19285月,郑觐文采纳柳尧章的建议,组建了包括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乐团、韩江丝竹社、琴侣斋、精武体育会国乐组、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个团体的国乐联合会,意在组建40人规模的大乐队。后因分声部、定谱、视奏等意见难以得到共识而流产。因为上海的其他民间乐队很少有大同乐会会员识工尺谱、简谱,又识五线谱的能力。此事促使郑觐文下定由大同乐会单独组建大乐队的决心。该年夏、秋之交,大同乐会即向社会招收乐队队员,大乐队很快组成。该乐队有30余人,分吹、拉、弹、击四个乐组,高、中、低三个声部齐全,并编排了五个乐章的《国民大乐》。……此后的1933年4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国民大乐》易名的《东方大乐》拍摄了记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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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4月拍摄大同乐会合奏《东方大乐》(原名《国民大乐》)纪录片时的留影

编者的话
从陈正生文中以及此篇郑觐文在大同乐会的演说可以看出,郑觐文无论梳理历史编著《中国音乐史》还是大量整理仿制、复制古代乐器、组建大型乐队,并非像以前《辞海》郑觐文词条所言是简单的崇“雅”黜“俗”,或者“复兴礼乐”之类,而是基于对历史与当时社会文明和音乐文化的深度思考,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进行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而大型乐队作品《国民大乐》之名,似乎也映射出以“大乐”、“国乐”体现国家形象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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