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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乐仪 跑偏的创新——民族乐剧《印象国乐》面面观

精彩的乐仪  跑偏的创新——民族乐剧《印象国乐》面面观
特约评论员  阳和      
      公元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晚,在雨中赴上海文化广场,当了一回民族乐剧《印象国乐》的观众。
      走进文化广场的大厅,星罗棋布的“演奏点”已经在剧场外筑起了一条“艺术长廊”。嘈杂的人声中,虽然羸弱的音响使得“仙乐”几乎只是“闻所未闻”,但依然有“仙乐风飘处处闻”的感觉。仅此一着,就注定了作品的不同凡响,毕竟“演奏点”上或站或坐的“真人秀”,都是中央民族乐团“国家级”的乐手,如此在人群中作“隐于市”状,就是省市级的乐手也未必肯“屈就”此举。
      待演出结束走出文化广场,就知道《印象国乐》一定会让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颂歌“大涨调门”。近期上网一搜,版面上,新闻里,视频中,王潮歌的这部新作果然是“歌声如潮”。观者只要是想“吐思”的,无论是在感动中感言,在惊艳中惊呼,还是在思想中思量……都已无需言及作品的“背景介绍”了。
      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笔者自不敢言“身在此山”,只是几十年来多在一旁的“小山丘”上不时关注。这一阵对文化广场《印象国乐》的印象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可谓是百感交集更兼万千感慨,一时间汇集而迸发的感叹只能是:这“活儿”能“玩”成这样,不容易啊!
      借用一句常见的“酸语”: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或许想到哪说到哪才能说把“心语”说得顺畅。

王潮歌“玩转”民乐舞台   
      当我坐在剧场里享受《印象国乐》的时候,虽然对王潮歌能“玩转”民乐舞台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在经历了“开幕”仪式的“众致成诚”、“乐人为本”的全新立意、“言琴合一”的绝妙策划、演奏形式的“有序”多变、诗意舞美的如痴如醉……之后,真正知道了一个“名导”是怎样让你期待着下一秒你猜不到的惊喜。整场“珠玉落盘”一般的高潮,用多种视角冲击着观者的多重情感体验。
      其实在这次审美过程中,最令我感佩的是王潮歌创意策划的高妙境界。
      在以往的综艺节目中,或许也能看到一些“音画诗书”衬托的器乐作品,但与《印象国乐》相比,都只能算是一些音乐“碎片”。王潮歌用“有一种……叫国乐”的“语线”,用两个音乐主题的“乐线”,用“演奏员”变身朗诵“演员”的“声线”,用美轮美奂的舞美“画线”,用场内场外、台上台下以及全过程、全方位设计的“框线”,把十几个不同视角的“国乐理念”片段,串成了一个系列化的音乐艺术作品。从以往的音乐“碎片”到现在完整的音乐“拼图”,自然是一种质的飞跃,王潮歌让民乐在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当然,面对这样一部“超越”的作品,应该能真切感受到创作者“超凡”的艰辛,同时,也更能感受到“超人”王潮歌那种大师级的纵横视野、艺高胆大和新颖手法的不同凡响。高人就是高人,不服不行。

姜莹再一次让旋律归来   
      就世界音乐的“地区特色”概而言之,非洲的节奏,欧洲的和声,东方的旋律,以各自的优长装点着世界乐坛。曾几何时,东方的旋律似乎在中国的器乐新作中有了式微的趋势。各专业院团为了比赛的评分表,也不得不玩一些无调性等作曲技巧堆砌的“花活”。更有甚者,一些从不采风、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年轻作曲,把“写旋律”视作“写小曲”的,以至于那些创新作品“音响越来越丰富,音乐越来越模糊”。然而,也有学者明确指出,以现在一些作曲人员的阅历、底蕴和创作理念,其旋律写作的能力恐怕是很难达到上世纪中叶一些经典“小曲”高度的。
      或许在中国,音乐的流传还是需要依靠旋律的,犹如拍电影还是需要讲故事一样,这应该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审美习惯。流行一时的音乐再怎么风靡神州,时过境迁还是会回归这样的审美理念,就像周杰伦甩累了“双节棍”,还是需要寻找“最广大”受众的共鸣,怀抱“青花瓷”走上“菊花台”。这种旋律的“回归”,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那些流行过的经典作品,会为一个时代、一种乐潮留下一份“纪念品”。当然,历史上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在每一次“轮回”之后,新生的“传统风格”的“小曲”,都会“磨砺”出一种“升华”,比如从筝曲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到《茉莉芬芳》,二胡曲的《赛马》到《战马奔腾》等等……。这些从传统审美中“孵化”而来的、更具当代审美价值和理念的经典作品,在乐坛上与“前一轮”的经典竞展风采,铺展着音乐经典的传承之路。
      好在近期的一些器乐新作中,写旋律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印象国乐》的作曲姜莹非常年轻,但她在作品中彰显了深厚的传统音乐底蕴。用两个旋律优美的音乐主题,在整个作品系列中进行了色彩丰富的变奏、衍化。重要的是,每一次或张或驰、或动或静、或疾或徐、或扬或抑、或狂或平……的衍化,都能在规定情境中,用琴弦拨动人的心弦,这对于一个作曲的年轻女子来说,尤其难能可贵。而作品中那种“传统小曲”的成功“回归”,又一次成为了“东方旋律”无尽魅力的明证。

“民族乐剧”所谓何来   
      有道是“名正则言顺”,对于这部作品的“样式”名称作一番推敲,应该也是颇有必要的吧。
      “印象派”导演王潮歌打造的这部《印象国乐》,是一部融诗、融画、融史、融乐……的全新之作,有着强烈的王潮歌印记。以往王潮歌的《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等“印象派”作品,都点明了艺术样式的最大特征——实景。那么,《印象国乐》的最大特征是什么?从“民族乐剧”这个全新的名称来看,似乎最大的特征是“剧”,其次是以“乐”构成了“剧”。
      在“乐剧”两个字中,“乐”字无需多言。关于“剧”,相关的、最概要的解释应该是“一种通过演员扮演角色来表演故事的艺术形式”。
      那么,让我们来“比对”一下舞台上的状况:那些大部分时间演奏得如痴如醉的演奏家,已经变身演员了吗?好像是,他们有时候用情感丰富的语言和步态“演了”;他们扮演角色了吗?好像是,但扮演的是自己而不是“角色”。这部“乐剧”中有“乐”是无疑的,但是有“表演故事”的“剧”吗?好像除了那对夫妻讲了点“爱情轮回”的情节,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情“框架”,更不用说戏剧人物、戏剧冲突、戏剧情境等特征了。
      就这个作品的艺术样式给人留下的印象而言,如同是用器乐串起的一篇有关“国乐”的散文。因此,不觉就跳出了“散乐”两字。一来可以借意“散文”,二来让中国传统的、集器乐歌舞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散乐”,在今天作为“再现部”搬上舞台似乎也未尝不可。
      把这部作品称为“民族散乐《印象国乐》”,好像“顺口”的程度也与“民族乐剧《印象国乐》”不相上下,但从艺术样式的特征上好像更为贴切,不知列位是否还有更加“亮眼顺耳”又妥帖的“美名”可以赐教。

王潮歌打造的国乐“誓师仪式”   
      当舞台上最后一个音符飘逝的时候,有一种声音留在耳畔,那就是“有一种”……“有一种(信仰、力量、传承、自由、永远……)叫国乐”。
      这让我想起了艺术形式相仿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台词: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整场那种呼唤“弘扬国乐”的台词,调动一切手段进行“战前动员”的态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在这个“仪式感”很强的作品中,主角的身份已经从“演奏员”向“宣传员”倾斜,“主演道具”乐器也向“宣传道具”转化,而主要形式“器乐”,也几乎是以“背景音乐”的状态成为了“配乐”。尤其当舞台上的演员把“有一种”的主题一层层阐述的时候,基本上就剥夺了观众们对音乐作品“三度创作”的想象空间了。记得文学上的理念是“把主题埋藏在作品的内容里”为上。不过,如果是为了强化“仪式感”,那么直奔主题也许就该另当别论了。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王导选用了一批具有出色演奏技艺而没有表演经验的乐手,“度身定做”了这一场“国乐誓师仪式”。换言之,在这场“仪式”中,王潮歌成为了外聘的“主角”,而中央民族乐团则甘当“绿叶”,认认真真“跑龙套”。应该说,王潮歌做得一如既往的出色,而那些乐手除了演奏技艺依然精湛之外,更是在王导的调教下,无论是“秀”台词、台步还是“亮”气度,都已不见了“羞涩”。作为“本色”演员他们已经合格,同时他们也给全国的演奏家同行上了一次不可或缺的“表演课”。
      有个词叫“乐仪”,一种解释为“有音乐相配合的礼仪”。只是,《印象国乐》这场“乐仪”的主题颇有些“悲怆”的色彩,因为我们听到了“有一种”呐喊是“救救国乐”!

当满台都是“导演”影子的时候   
      前几年在上海大剧院看过一场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简爱》。说实话,戏是真的不错,很唯美,也很完美,但最完美的应该是“完美”体现了“导演中心论”。高科技写意的布景道具,眼花缭乱的场景调度,在中景、近景中用“蒙太奇”打造的时空穿越……,可以说剧场里上演的就是真人现场表演的电影,满台都是导演的影子。大幕拉上的时候,场景转换的一幕幕还在脑海里“天旋地转”。
      当然,走出剧场还是深深体会到了一种美妙的情感享受,但这种“新式”话剧,与“传统”的、注重“戏剧本真属性”的那种场景集中、戏剧性强、人物深刻的“几幕”话剧相比,总觉得缺少了一种心灵震撼和荡气回肠。
      对“新潮”话剧《简爱》的这一印象,又在《印象国乐》中泛起,而且印象愈加深刻。
      这种“形式创新”现象近些年也颇有些愈演愈烈之势,在剧场里演“真人版”电影的也不唯话剧,甚至连“写意”的京剧舞台,“楚霸王”也牵上了活的“乌骓马”,令人瞠目结舌,这西皮、二黄到底还让不让听了?
      有时候就想,是不是人们忘记了“明星演唱会”与“剧场文化”的区别。前者需要用“上天入地”的“惊艳”,与粉丝一起营造互动气氛。而“剧场文化”需要营造的是欣赏环境。人们走进剧场最想看的是台上实实在在的“玩意”,或许也希望看导演、演员对作品本身的新颖诠释,而不是台上台下地“耍花活”。
      不由想到,曾经在电视里看了一眼“小哥”费玉清的剧场演唱会。舞台上是“素颜”布景,一个平置的谱架上面放一杯水就可以开唱,台下的观众则是“心无旁骛”地“赏人品曲”,“小哥”也是倾情而轻松。当一曲唱罢他告诉观众略觉气紧,需要松一下皮带时,在他转身“实施”的瞬间,场内是一片会心而亲和的笑声。这样专注而温馨的欣赏环境,这样自然的真情流露,这样台上台下的“情景交融”,恐怕是任何导演也“刻意”不出来的吧。
      从某种程度说,剧场里的“角色”只能有两个:演员与观众。当满台都是导演的“影子”时,观众也许会在心里说:让开点好吗,挡着我看“玩意”了。

从请“外援”看“创新”定位   
      作为一个民族音乐演奏团体,请“外援”多是冲着打造和提升作品的品位、品质而去,比如聘请指挥、作曲、演奏家加盟或联袂演出等。这次中央民族乐团聘请的是非音乐专业的大导演,其力求创新的意图自不待言,但创新的定位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舞台上那“山水”之间了。如果乐团聘请王导的“起意”就是奔着“表现形式”而非“音乐作品”而去,就是要举行“为国乐呐喊”的仪式,那旁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据介绍在“创新”旗帜下诞生的《印象国乐》,从创意到“成品”用了六年的时间,这好像与上世纪“十年磨一戏”的京剧现代戏“有得一拼”。
      抛开社会政治背景不说,从艺术角度看,当年“样板戏”的创新确实可谓是“革命”性的。与传统京剧相比,现代的题材是全新的,舞美与传统的“一桌二椅”不可同日而语,中西结合交响化的音乐烘托、人物的主题音乐、声腔的创新、特征性旋律的应用等等,都是传统京剧三大件的音乐以及程式化的“四功五法”表演所难以企及的。虽然还留有“硬邦邦”的“政治痕迹”,但其艺术创新的“品质”还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当时的“样板团”也请了乐手、作曲、演员、编舞等“外援”,当然都是冲着作品本身而去。被归入“戏曲类”的京剧,的确是一门“大综合”的艺术,它有“剧”的特征,更有“曲”为核心。可以说,“样板戏”聘请的最大“外援”是“中西融通”的作曲家于会泳,这毫无疑问就是把创新的“定位”放在了核心的京剧音乐上了。
      创新的“立足点”和定位是必须认真把控的。对于京剧而言,一代代的观众并不在意剧情早已耳熟能详,而是着意与于各种风格流派的唱腔,是那样的各具韵味而百听不厌,不然何来“听戏”一说。至于剧情,那就是强化“听戏品曲”审美享受的“背景”和“特定环境”。京剧就是靠唱腔流传的,像《大唐贵妃》那样的鸿篇巨制,能留下的也就是那曲《梨花颂》了。
      从“样板戏”的艺术成果来看,在现代故事题材的戏曲中,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出传统的“行当”和“四功五法”。在新颖的唱腔、板式中,我们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那里有传统“流派”的精华……,而重要的是,一切都在“似与非似”之中升华了。在“样板戏”综合的艺术样式“创新”过程中,无论是表演、人物、戏剧情境还是乐队编制,都为核心的京剧音乐起到了重要的渲染烘托作用。比如《红灯记》中由编剧、作曲、演员同步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说家史”一场,那情感丰富的念白,与配乐、戏剧情境及演员表演的“浑然天成”和相互之间的“推波助澜”,最终将那几个著名的唱段,推上了极富感染力并脍炙人口的艺术经典高度。这样多种艺术层面创作、创新的有机结合,不仅体现了“大局观”、“一棵菜”的精神,从某种角度说这也体现了“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创新“准则”,使得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这样的音乐具有了全新的、有滋有味的“艺术生命力”。纵然“样板戏”或许会引起对动乱年代痛苦的回忆,但那些唱腔,那些音乐,依然以其“难以释怀”的艺术魅力流传至今。
      相比较而言,中央民族乐团对《印象国乐》“形式创新”的定位,是不是有些“跑偏”呢。“样板戏”的“革命”是“颠覆性”的,它把京剧,尤其是京剧音乐“颠”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境界。有评论说《印象国乐》也是“颠覆”性的,但看起来好像是把“演奏家”“颠”到了“幕前”,把音乐“颠”到了“幕后”,把音乐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位置颠倒了。当然,这样的“定位”和结果不关王潮歌导演的事。

请千万给“复活”加上引号   
      敦煌壁画乐器的仿制及其音乐,在《印象国乐》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演绎得非常成功。
      从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而言,似乎就是“复活”了千年的乐器,让我们听到了来自千年之前的声音。那么,千年之前的乐器究竟什么样?什么声?壁画上的乐器可以作为“标本”吗?
      的确,跨越了千年时空的敦煌壁画,不仅浓缩着古代诸多时期社会文明的进程,也映射着千年乐器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壁画上的乐器毕竟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二度创作”,虽然这些乐器在造型及规格比例上有可以参考之处,但它们毕竟是让画师们送入了天庭或“飞天”手中,成为了充满艺术想象力的“仙器”,有着太多的艺术夸张和变形,与古代现实生活中“一度创作”的乐器原件相去甚远,壁画上的乐器就是“乐器画”而不是乐器图纸。
      从乐器史料及遗存的情况来看,除了古琴的形制、技法、斫艺等几乎是“亘古未变”,其他乐器“进化”至今大多已经“脱胎换骨”。壁画上出现的乐器,除了故宫、日本正仓院等地,有琵琶、琴筝等少量宝贵遗存,绝大多数都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果不是主要依据“二度创作”的“乐器画”,而是从乐器学的角度,根据相关的乐器遗存资料和数据佐证等,并结合壁画传递的“源于生活”的信息,去努力接近、复原当年的乐器实物形态,其意义不仅是有利于厘清中国乐器的形制、斫艺、髹漆、材料应用、制作理念、工艺方式及声学品质等乐器学方面的脉络,更利于由此解读当时的音乐状态、审美趋势及生产力水平等相关的社会背景。如果能以此诞生一批“敦煌壁画乐器”,倒是更加接近“复活”,更具有乐器学及乐器文明发展方面的研究价值。
      《印象国乐》中的敦煌壁画乐器显然与这样的“复活”相去甚远。换言之,如果从乐器学研究的角度尽量“原汁原味”地去复制古乐器,那也是无法满足《印象国乐》的当代音乐审美的,更没有“底气”支撑起“为国乐呐喊”的“仪式”。
      那么,当金属簧片替代了竹簧,当采用十二平均律的数十个音位替代了唐代琵琶的四、五个音位,当钢弦代替了丝弦……如此穿越千年“嫁接”到了壁画乐器上,又何谈乐器形制的“复原”?连乐器形制都没有“复原”,又何来乐器声音的“复活”?再换一种说法,今人是不可能听到壁画上那些已经失传的乐器“原声”的,没有“原声”又哪来的“复活”呢?
      我们也许可以把《印象国乐》中敦煌壁画乐器的“其形其声”,理解为是对古代乐器文化的一种“翻译”,但这只能是“意译”而不是“直译”。
      所以,请千万给“复活”二字加上引号。

中场视频: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中场那段视频的基本内容大概是两个部分,一是古乐器制作技艺的“掠影”,二是《印象国乐》相关主创、领导的理念阐述。
      说实话,技艺制作的拍摄看的出非常用心。无论是内容编辑、视觉画面、镜头用光等,都能“够得着”整场演出的艺术水准,让人觉得是“有机”的一部分,看着不会“出戏”。待到出现“大腕们”阐述的镜头,立刻意识到这是中场休息的“广告时间”到了。一直搞不明白,这部分的拍摄为什么这样随意,不去在立意、构思、构图、用光等方面好好设计一番,也好不负整场作品的精心和精彩。难道是策划者故意“露怯”卖个“破绽”,让“观众席”“松弛”一样,以免因长时间兴奋激动而出现“不测”?
      看到视频中那些制艺精湛的制作师,禁不住又突发奇想:那些制作师当中应该也不乏演奏高手,既然这部作品已经把演奏员“封”为了主角,又何妨让那些同样可以是主角的制作师走出“视频”来到幕前,在舞台上“秀”一段音乐主题,高呼一声“有一种制艺叫国乐”,“有一种精湛叫国乐”。
      但愿这是一个建议而不是“馊主意”,想象当中应该还是可以和整场演出的风格“搭”上的。

期待“经典”并带着我们一起“玩”   
      从艺术在受众当中的流传方式来看,有些艺术形式主要以作品的观赏而流传,比如电影、芭蕾、话剧等。越是经典观者越多流传越广,继而期待新的经典作品,形成良性循环。有些艺术形式的流传除了观赏,还可借助于观者的“互动”,比如声乐、器乐等,不然何来“万人合唱”、“万方乐奏”之词。当然,老百姓越是“互动”得厉害,流传得也越广。以前大街小巷常常能听见笛子吹的《扬鞭催马运粮忙》,二胡拉的《喜送公粮》等,在各种业余团体也常能听见《马兰花开》、《花好月圆》等合奏曲的“热热闹闹”。如此的家“娱”户晓,这样的作品还愁不流传?这样的流传还能不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专业院团的演出还愁没有“知音”来“捧场”和“偷艺”?
      看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利于作品的推广和流传。那么多民族音乐的专业作曲“干不过”流行音乐,恐怕也与后者的作品能够让“粉丝”互动不无关系。当专业院团的领导为了“音乐政绩”,无奈地让参赛作品“玩技巧”,让“文艺为‘评分表’服务”;当那么多作曲家独自在“象牙塔”中享受着“曲高和寡”的乐趣,这纵然是百姓的“不幸”,又何尝不是社会文化理念的“不省”呢?
      “国乐”不带百姓“玩”的事例还不惟如此。
      好像自“改革开放”把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民族器乐作品也是越来越“大”气了。各大院团“随便弄弄”也是“狂想曲”、“随想曲”、“协奏曲”那样的“大作”,作品时长多可以用“小时”计算。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把《印象国乐》这部“民族乐剧”也归入“民族器乐”类作品的话,那就堪称是“登峰造极”了。这么长的作品,老百姓怎么“玩得起”?
      就这样,国乐在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士都“听不懂”的作品中,在这种“时间艺术”不断“冗长”的“大作”中,与“国人”从若即若离变得渐行渐远。
      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族音乐的先驱“大同乐会”,曾创排了民乐合奏《国民大乐》并拍成电影送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一直以来,“国乐”在“中国音乐”的“诠释”当中,似乎有点淡漠的“国民大乐”的内涵。其实,没有“国民”自然“国将不国”,又何来“国乐”?
      现在,套用一句当年的“时髦语”,有了《印象国乐》就等于“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或者说也可以把《印象国乐》视作中央民族乐团民乐再添新作的“序曲”。任何时期的老百姓,除了钟爱传统的经典作品,也都期待着“新的经典”不断涌现。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地期待中央民族乐团给我们奉献新的力作。但愿这些新作不仅能让我们听懂、欣赏和想象、感悟,最好同时也是可以带我们老百姓一起“玩”的经典之作。
      笔者曾经与一些京剧演员探讨过在舞台上是“要掌声”,还是“要人物”的问题。对于民族音乐来说,或许也有一个“要精彩”还是“要经典”的问题。“精彩”是用来被激情、被感动的,而“经典”是用来被品味,被感悟的。“精彩”不一定“经典”,而“经典”自有一种隽永的“精彩”。
      人们愿意用掌声为“艺术形式”的“精彩”而喝彩,更期待着为作品内容具有内涵丰富、视角新颖、审美脱俗的“经典”高度而“买单”。有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推波助澜”,才会使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涌现“传世之作”。对于专业院团来说,这也是一条具有“主干道”性质的,不可或缺的国乐“传承之道”。
      传承国乐,不能仅仅止于“印象”,更应该以新的经典之作让其成为现实,成为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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