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人心语——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品读拾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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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可视作编者阅读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的读书笔记，将分为多期发布。此为第9期。
本篇于《琴海游思》文集的全部六十篇文章中挑选了五十余篇，整理摘录了二百五十多个段落（内容合并摘录的段落计为一段），并对其中一百八十余个段落进行了解读，其余段落被引用于解读文字中。本篇的棕色字体为原文选辑内容，黑色字体为编者品读内容，括弧中的内容除所选各段末尾页码标注和特别说明外，均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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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16 09:48

刘德海丙申年（2016年）青岛留影


《琵琶贵在见体》

人类文明创造里程大体有三：1.本土原创；2.异域异地“拿来”再创；3.世界性创造。
琵琶，原本外来器物，中华民族接纳它，“拿来”再创，历经两千年，它形成了一件兼容中外不同文化基因于一体的弹拨乐器。特殊的历史和奇特的个性，决定了琵琶的审美特征和活动空间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可以认为，现制十二平均律琵琶，它是中国乐器，也是外国乐器。……二十一世纪，琵琶已进入第三里程面向世界的创新发展期。它逐渐成为被世界听众喜爱的世界性乐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第121页）
刘德海在琵琶文集的《刘氏琵琶盘点》一文中说：“琵琶本有西域血统，它与中国传统音律相融合，成为一件有着特殊情商的世界性弹拨乐器。当时弹奏外国音乐，借鉴其技术、风格语言、提升了琵琶的表现力，拓展其美的魅力。” （第219页）从某种角度说，琵琶“基因”所发挥的艺术表现力，可以涵盖古今中外。
追根溯源，颈杆型和颈箱型怀抱式弹拨乐器，其“源头”的信息除了神话传说之外，最早的图文历史记载距今有四五千年之久，初现于两河流域、埃及、波斯等地的古代文明中，同时向各方流转。其中波斯被称为“中东乐器之王”的乌德，向西演化成欧洲琉特，向东约在南北朝时期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被中国“拿来”移植于本土的乐器文化土壤中，逐渐演变成了中国琵琶。如此看来，琵琶具有天然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基因”，相较其他乐器，也许选择琵琶走向世界更容易引起“世界性”审美共鸣。如果听过方锦龙先生在五弦琵琶上的“世界游”，听到在一把琵琶上惟妙惟肖地演绎阿拉伯、印度、日本、西班牙等地的音乐风格，模拟欧洲吉他、日本三味线、印度西塔尔、中国三弦等乐器特色，应该会真切感受到琵琶的“世界性基因”之魅力，不让它“回归”世界都于心不忍。
换言之，琵琶可谓是拿着“世界出生证”住在了世界一角的中国，当她“周游”世界的时候应该不会有陌生感，而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明白，孤身一人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属于自己的琵琶世界。这一块中外老祖宗留传下来的历经两千年创新之路的“木头”，会不会再“娱乐时代”受到污染甚至消亡？这最令我担忧而由此产生的危机感，正是“刘氏琵琶”再求生存、再求发展的动力。步入晚年，面对世道，自觉走上一条新古典艺术道路，稳稳站在祖宗肩上，用新技术、新技巧、新音响、新语言，表达最传统的永恒生命主题。这是一条从庸俗不堪的娱乐音乐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前卫音乐夹缝里冲杀出来的新路。（第123页）
文中“新古典艺术”之“新”，当指对新技术、新技巧、新音响、新语言等新手段的运用，而以“最传统的永恒生命主题”来比照“古典主义”，或可理解为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历史经典。也许找到新手段并不难，难的是发现、辨识历史经典，而这些历史经典正是可以登上“祖宗肩膀”去看清来路和前路的阶梯。在与“祖宗”身影渐行渐远的“娱乐时代”，要走通“新古典艺术”之路实属不易。


琵琶“物本体”的技术系统有三个基本特征：
1.点，弹拨乐器语言的核心。琵琶“点”——由右手食指与大指组合成音色阴与阳、刚与柔对立统一的弹挑节奏，成为表述语言最基本的节奏链。弹挑节奏的展开，具有中国旧体格律诗词的韵律风格，而区别于其他弹拨乐器。
2.线，由点集聚而成。（其余内容可参见对文集“第91、95页”原文辑录的评论中所引用的124页内容。）
3.左手兼容古筝与古琴手法，具备推、拉、滑、打、带、绞、并、煞等改变弦索振动方式的多种手段。左手起着对语言或润饰、或美化、或美妙、或神奇的作用。（第124页）
刘德海在本篇《琵琶贵在见体》中提到：“琵琶点与线的组合节奏达几十种，指甲全方位角度拨弦以及各类手形的独立及交替运用，组成几十种音响色彩和风格语言的多样化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将吉他反弹术“拿来”，创造了琵琶反正弹技术新系列。” （第125页）可见，琵琶在解放了手指之后，“技术工具箱”之丰富不输于任何弹拨乐器，并且还在继续拓展之中，所以琵琶移植古筝、古琴、吉他等其他弹拨乐器作品也往往游刃有余且颇为神似。这些“技术”为琵琶创造了特色鲜明而又多姿多彩的音色、音效、音韵，使其赢得了“弹拨乐器之王”的美誉。然而，从操习琵琶的琴童、爱好者、从业者数量来看，琵琶式微似已由来已久，颇有“日薄西山”之感。究其原因，掌控技术不易或为一条，相对而言学古筝就容易上手多了，故而“筝人”、“筝童”的数量也是“日涨夜大”。其实在有些专业人士心中，现代中国古筝浓郁的金属味，与“天籁”之声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甚至有人说如果听半天的筝声，就真想“劈了它”。而原本人们印象中的“琵琶语”还是较为温润、宽厚如小家碧玉，这或许和琵琶长时间驻足江南有关，即使演奏《十面埋伏》这样的武曲，显示的也是雄浑而非暴烈。可自从琵琶的丝弦改为钢弦，尤其是一弦流行裸钢丝琴弦后，“琵琶语”越发显得“尖利刻薄”，如“女汉子”一般酣畅淋漓而缺少内涵，与金属味的筝声也有得一拼——尤其在琵琶表演时调音台“失调”的情况下。这样的琵琶，就算“技术工具箱”装满，恐怕也难以再现“弹拨乐器之王”的“王”家之气。


弹琵琶人群中，教师职业最崇高，也最危险。……演奏者可以埋头奏乐，不必开口，教育者站在讲台上非开口说话不可。尤其处在“常道”与“非常道”、模糊与明晰、知与不知、可说与不可说的关键当口，如何讲出得体的话对教育者是莫大的考验。教育的得失往往是群体性甚至带遗传性的得失。（第126页）
教师是崇高和危险的职业当然不止于“弹琵琶人群中”。如果是一种教师归纳经验和体会的授业，加上放下身段与学生“头脑风暴”式的教学，也许会大大降低“群体性”、“遗传性”误人子弟的风险，而且也无需在意“得体”与否，在共同的专业探讨中，教学双方完全可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正唐代韩愈在《师说》里已经有言在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自1961年起，琵琶界先后多次召开全国性琵琶教材会议。参会者大部分以个人身份发表学术见解，多数内容是以演奏家身份讲“我怎样弹琵琶”，很少以教师身份叙说“我们怎样教琵琶”的话题。……个性化话语活跃，群体性公共话语冷静，两者失衡可能造成整体性的风格杂乱、技术无法、教材无序、训练无度等现象发生。当今，构架一个个体性和群体性话语均衡协调、互动互进的公共审美活动场域，是促进琵琶乃至传统音乐发展所必需的大环境。（第126—127页）
器乐教学中“个性化”和“群体性”的协调，或应是各有侧重，“群体化”注重技术能力的评价，在教材的规范、进度、程度，技法的训练方法、达标要求等方面应有“群体性”评价标准。而“个性化”似乎应与学员自身的阅历、学识、能力、生理等各方面条件相结合，侧重于音乐诠释和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及个性化风格的培养。
“群体性”事关音乐艺术活动的健康发展固然重要，而从音乐界现状来看，“个性化”艺术风格或许更需要强化。以民歌为例，早先歌唱家的音色、音乐辨识度还是很高的，无论马玉涛、马国光、郭兰英还是郭颂，都是不用看人，开口便知。后来有许多女歌手开嗓如果只闻其声的话，以为都是宋祖英在唱歌，就像是一个老师教的。器乐界似乎也到了需要警惕这种渐趋“同质化”的时候。看一个古筝培训班的几十号学员举手投足如同“复印”，就能理解舞台上很多“筝家”的形体动作缘何都“似曾相似”，又都没有“人琴合一”的“陶醉感”，而多是夸张的“雕琢感”。更有甚者，有的琵琶老师还捧着琴童脑袋，教授如何根据音乐的律动来摇头晃脑，那就完全谈不上“个性化”，而是“膈应人”了。


“……吃花生，若不知花生的香味，就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无二途处，就是衲僧本分事。”虚云和尚不愧为一位寺院的尊者，……至今琵琶的“花生香味”到底在哪里，对我仍然是个谜。这一怀疑始于1975年那次出访非洲苏丹共和国期间的一次在体育馆的演出。音乐会上，从我放手弹出《十面埋伏》第一个音起，即引起全场一片哗然。或许是非洲听众，第一次看到演奏员用一个抡大锤的大动作让“怪物”（琵琶）发出令人刺耳的音响而惊呆了。打那时起，“学问”更多立在“问”字上。（第127—128页）
非洲观众的愕然或与他们文化土壤培植的审美理念有关。
刘德海在琵琶文集的《刘氏琵琶作曲历程断想》一文中介绍在西方演出时说道：“每次到国外演奏古曲《十面埋伏》，掌声四起，反响强烈。西方观众从来不知‘刘邦’‘项羽’何许人，‘楚汉相争’又是什么一回事，是琵琶独特的技巧和奇妙的音响感动了他们。”（第140页）而有着“北刘（刘德海）南汤”美誉的琵琶演奏家汤良兴，在美国演奏《十面埋伏》的时候，也有不少观众备感兴趣，还认为一把琵琶的音效堪比重金属音乐。
当然，非洲观众的反应也是值得深思的。
刘德海在琵琶文集的《琵琶之“熵”》一文中也谈及了1975年在苏丹的这次演出：“从我奏响《十面埋伏》第一个音起，即引发全场阵阵笑场声。在非洲观众眼里：中国音乐家用如此全身使劲的夸张动作和高度紧张的面容表情，弹奏这么一件古老的乐器，琵琶成了一件‘怪物’？这一次终生难忘的‘笑场’过后，不断思考：琵琶这块木头为什么承担这么大的压力？纵观世界弹拨乐器，就数琵琶称得上‘噪音大户’。琵琶木头无病，是弹奏琵琶人（原文如此，或应为“弹奏琵琶的人”——编者注）出了‘毛病’。究其症结：来自外部环境的‘外伤’和自身的‘内伤’，里外夹攻导致方向迷失、价值缺失、审美扭曲等弊病。琵琶之路往哪里走？”（第160页）
在非洲观众的心中，音乐承载的应该是自由的天性，他们理解不了我们会要求演奏家应该心怀楚汉相争的场景，让琵琶承载起历史的风云——这不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差别，而是不同文化水土滋养的结果。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准备演绎器乐作品的时候，进行细致的历史分析、背景分析、作品分析，似乎竭力要将音乐的“模糊语言”清晰化、情绪化、对比化、强烈化……，在向观众进行作品介绍时，也多是强调作品追求的深度、高度及其蕴含的“重大意义”。而一旦奏者、观者心中过度充盈这些音乐的“内涵”和“份量”，音乐本质的“模糊”之美就可能大大削弱了。因此，对于音乐的诠释，还是平衡好、把握好音乐性与“主题性”的度为好，否则过犹不及，那就真是“弹奏琵琶的人出‘毛病’了”。或许像非洲音乐那样沉浸于音乐的“模糊”之美当中，可能就找到了对于“花生”的滋味处于“知与不知”之间的境界了。


琵琶的历史，进化与退化同在，在进化中失落了什么？……
1.弹挑整体动作和坚挺拨子音色的失落。……过分强调指、腕、臂各部分的功能以及发明了数不清的分解动作，把原先运拨的整体动作和坚挺的音色失落了。……
2.“丝”质音响的失落。五十年前琵琶已由钢弦替代丝弦。从此乐器音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柔韧温润的“丝”味失落了。在今天功利的驱动下，琵琶的“钢”味越来越重。……让钢弦弹出“丝”味，关键是改变观念和价值取向。
3.琵琶轮指由下出轮全面改用上出轮已有几十年历史。下出轮失落预示轮指坚细的音色衰退。不重新启用下出轮，就不可能弹出平湖派风格的音乐。……
4.雅室审美场景与自娱心境的失落。自商品社会文化消费时代到来，艺术形态与价值取向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演“晚会化”，媒体“碎片化”，风格“大众化”，审美“低俗化”，技艺“粗鄙化”，作品“平庸化”。田园诗意般的精神家园正在消失，培育大师产生经典的文化植被日趋荒芜。（第128—129页）
刘德海在本篇《琵琶贵在见体》中介绍了凸显琵琶“拨子音效”的实践：“本人《喜庆罗汉》（1996年作），全曲仅用弹挑与中指反弹技法，刻意突出‘拨子’坚挺的颗粒之美。”（第128页）从某种角度说，传统器乐总是在“喜新厌旧”中“进化”，在“推陈出新”中发展。从京胡“新”的硬弓代替“旧”的软弓，琵琶“新”的指弹代替“旧”的拨子，甚至进入了指弹时代，还会有推陈出新的“上出轮”淘汰“下出轮”……然而，文化的记忆是难以一“推”了之的，再“陈”再“旧”也会有其文化渊源和文化审美的价值。因此，时至今日南音琵琶依旧用拨子彰显着大唐遗韵，下出轮也偶有“守旧”的“琵琶人”自我陶醉，而软弓京胡发出的“蝉鸣”在舞台上也是时有所见。很多“旧”的技艺和审美，是“新”无法替代的，故而总是令今人像刘德海那样“流连忘返”。
丝弦之“旧”也是如此。在弄乐“自娱”的时代，三五知己清舍雅聚，用儒雅的丝弦之声相伴正相宜，因此丝弦与“自娱”时代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而在如今“娱人”的年代，其实也免不了有“自娱”的需求，因而即使钢弦一统天下，也依然有“重振丝弦”的呼声。毕竟丝韵“琴结”已绵延了数千年，《琵琶行》的“琴境”终究也是丝弦创造的，假如当年的琵琶女弹的是钢弦琵琶，估计白居易要把诗句改成“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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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16 09:48

刘德海文集《琴海游思》封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