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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爬坡人心语——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品读拾零（22） [打印本页]

作者: zytj 时间: 2023-9-5 10:33 标题: 爬坡人心语——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品读拾零（22）

本篇可视作编者阅读刘德海琵琶文集《琴海游思》的读书笔记，将分为多期发布。此为第22期。
本篇于《琴海游思》文集的全部六十篇文章中挑选了五十余篇，整理摘录了二百五十多个段落（内容合并摘录的段落计为一段），并对其中一百八十余个段落进行了解读，其余段落被引用于解读文字中。本篇的棕色字体为原文选辑内容，黑色字体为编者品读内容，括弧中的内容除所选各段末尾页码标注和特别说明外，均为原文。

刘德海丙申年（2016年）青岛留影

《从“糨糊桶”里爬出来》

文化现象即“人”的现象。人以群分，试用“划圈”法归类略可说其一二。
自封“精英文化”圈的人，一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如今危机临头，再也找不到那往日清高的感觉。
“民间文化”圈，长期被打着“简陋”“不科学”的历史印记。时不时又被圈外人拿去装点作秀一番。猎奇过后，“物”归原处。它，始终与“殿堂”无缘。
“原生态文化”圈，植被荒漠，“草根”难存，偶有良种，散落田野，自生自灭。（第375页）
从民乐界的“圈”来看，老一辈有很多“精英文化”圈的人，源自“民间文化”圈，甚至“原生态文化”圈，他们还是有着深深的“草根情节”。据业内人士介绍，像陈永碌、许光毅、王乙、林石城、陆春龄、刘德海等名家都玩过江南丝竹，琵琶演奏家汤良兴更是源自清代的“汤家班”江南丝竹传人。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到民间江南丝竹团队玩的时候，更是坦率直言：我们是来学习的，玩江南丝竹，我们是“组合家具”，你们才是“老红木家具”。可以想见，这些“院团系”的“精英文化”圈内人，要么有着深厚的民间或原生态音乐底蕴，要么喜欢经常“出圈”去吸收一下“田野”的营养。
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的一代代民乐新人，不再有机会从小接受民间音乐的熏陶，大多直接依照“精英文化”圈的教材和理念培训、培养，其中有些人的目标也是直奔“精英文化”圈而去。日后一旦入“圈”，这样的“精英”也难免“先天营养不足”，即使在“精英文化”圈里能了解些民间音乐，毕竟属隔靴搔痒。“院团系”或许应该对这些“精英”后生们在入“圈”前后不同时期的培养及其教育环境和机制，寻求“增加营养”的方案。不然的话，未来或许会出现“名人”可期，“大家”难觅的局面。

踏入二十一世纪大门，迎来最响亮口号：“全球化”。资本老玩家早早把“文化”作为商品成本纳入经济运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编织一个全球性“商业文化”圈，势头之强压倒一切，称其“强势文化”圈不为过。没有国籍、没有民族、没有主流、没有风格的“大众消费文化”充当“强势文化”圈主力军，百姓快快乐乐消费，资本家高高兴兴赚钱。文化进入“克隆”时代，一场无国籍、无民族标识的“精神全球化”全面开始了！
最令人心寒的是，“权势”与“强势”强强联合聚成一个“强文化”圈。它为“大众消费文化”添油加火，给日趋萧条的高雅艺术和濒临消亡的民间、原生态文化雪上加霜。此热彼冷、冷热失调的文化“糨糊桶”鼓涌起来了。（第375-376页）
刘德海在其琵琶文集的《我的文化观》一文中说：“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那是‘经济复兴’推动‘文艺复兴’，还是相反？两者孰前孰后‘说’不清楚。物质与精神无主次之‘分’，科学与文艺无界别之‘隔’，这是我所理解的‘文艺复兴’的整体理念。……在后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异变为‘以物为本’，一字之差给世界带来了麻烦。” （第373页）
如果说实质为“思想解放”的欧洲文艺复兴，一开始属于科学文艺与社会经济互相推动、精神与物质共进的状态，之后当“以人为本”异变为“以物为本”时，经济逐渐反噬了科学和文艺，物质开始“掌控”精神和思想。说到底，“商业文化圈”也好，“强权文化圈”也罢，实际体现的还是资本的意志。很多时候，即使名曰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民间音乐、原生态音乐，但呈现的样貌常常是“只见躯壳不见魂”，依托资本而嫁接、拼合、混搭、点缀出来的所谓“民间”或“原生态”作品，大多品味不到纯正、浓厚的田野风韵，只有夺人眼球、“随波逐流”、日趋同质化的资本的影子。至于将民间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千百年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基础性的、长远的事业，进行认真的挖掘、整理、保护、发展、推陈出新等“投入”，恐怕资本不愿意做这样有风险的、看不到回报的“长线”，最多在必要时“做做样子”——资本不愿做亏本的买卖。不知“苟且”在今天的民间文化之悲哀，是否会一路绵延，直至渐变为“田野枯竭”的未来。

面临今天“精神全球化”的文化转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才是维系一个大群体存亡的头等大事。
迄今为止，“我”尚未接收到有关“文化自觉”的可操作性的指令，只得依靠自己单薄的力气，坚守“我”文化阵地。无力追赶“先进文化”之浪头，但求民族传统文化之源头。……中华民族的复兴如同一张待发的弓箭，甩开大臂，拉起五千年文化大满弓，弦上利箭之强劲锐气不可估量也。（第376页）
一种文化一旦成为浪头，总免不了“后浪推前浪，前浪去流浪”的境地。据传欧美一些新潮画风一般就流行数年即全线“退潮”，然后在美术馆的墙上留下一幅代表作以示“纪念”。而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不断饮水思源的文化，只有饮水思源，方能源远流长。

《“饭后”更思“美”》

尽管世人对文化的诠释达一百六十多种，文化无非是物质和精神的总和。现状是“物质”升值，“精神”贬值。文化大众化、平面化、碎片化，价值被数字化、符号化、虚拟化，种种“化”的总和是商品化。人的自由天性、生命冲动、创造激情湮灭在商品之中。这一切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后果？（第381页）
在“三十六元（月工资）万岁”的年代，社会价值衡量标准应该是“革命精神”。而物质的贫乏也导致了精神的贫乏，拿着三十六元看着被“革命”得仅剩的“样板戏”，精神生活里也就剩下“革命精神”了。到了全国精准扶贫与明星罚款过亿共存的时代，社会价值衡量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物质追求”的倾向。罚款过亿的物质特征自不待言，即使“精准扶贫”或者“共同富裕”，其追求的目标体现也是物质明显大于精神。而文化呈现大众化、平面化、碎片化、快餐化等看似“多元化”的商品化操作，也是事出有因，因为“物质追求”最耽误不起的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其实说到文化圈的创作激情应该还是有的，比如那些优秀的获奖电影，但有时难免在冲着票房去的商业电影面前，于社会价值衡量中败下阵来。所谓“人的自由天性、生命冲动”的体现，好像在“五四”年代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较为活跃，之后在上下左右、国内国外的形势演化中，不知不觉就成了如今习以为常的“物质追求”这般模样——即使竭力倡导“精神追求”也是颇感无力，传统精神美德的社会底色难以充分显露，更难成为社会价值衡量的“亮色”。刘德海文中所问“是什么造成的后果”，答案或许正是最可怕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知不觉”。

自商品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再由消费社会进入娱乐社会后，社会的特征是娱乐成为大众，尤其是未成年人解脱不去的日常。……中国古训“玩物丧志”，它与“娱乐至死”相比，前者是局部个体现象，后者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娱乐至死”是向全球发出最严重的警告。（第381-382页）
刘德海在本篇《“饭后”更思“美”》中引用了美国批评家波兹曼《娱乐之死》一书中的话：“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第382页）
所谓“娱乐社会”似乎也是逐渐形成。在“皆为利往”的路上一路狂奔的人们，起初发现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媒介推送的各种题材样式的、浅层次的、快捷的娱乐内容，最容易使疲惫的身心放松，于是渐渐在不知不觉中对娱乐着迷“上瘾”，直至将娱乐视作精神支柱。
从某种程度上说，迅捷到可以“同步”的现代传播手段，加剧了娱乐“潮流化”“同质化”的形成，而借助这种现代化手段推送、传播多元的、高品质的艺术“正声”则微乎其微。忙碌的人们没有时间去观赏古今中外的名著、名画、名剧、雕塑等原作，去解读具有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独立品格的文化艺术世界，故而从一定程度说，“同质化”娱乐对人们最大的伤害，也许就是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觉创造的习惯及能力。在“一切皆可娱乐”的环境中，其实娱乐的笑声、笑脸也变成了“同质化”的“一笑而过”，只有躲在“娱乐至死”背后的资本，才会数着钱“仰天长笑”。
谁都知道，崇尚守正向上的、具有高品位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应该成为社会文化的共情，实际上人们在心底也依然具有如此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可惜多被压在了心底。对于“疲于奔命”的人来说，由于“娱乐至死”的诱惑力太大，才逐渐染上了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娱乐至死症”。社会病需要社会共同来治，无论是“疏通调养”等何种治法，可以先定性的“病理”是：娱乐如酒——小酌怡情，烂醉伤身。

可以这样认为：娱乐文化和虚无主义比起科学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更加畅通无隔更加渗透人心。换言之，从精神渗透中获取更大的利润，这就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如果科学以一种非道德的姿态进行，世界最终将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回应科学。因此后现代科学必须克服真理与美德、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践之间的分离。”（摘自《后现代转向》）……为此，西方的学者崇尚科学，反对科学主义，提倡科学与伦理、美学、宗教的新的统一。（第383页）
刘德海在本篇《“饭后”更思“美”》中就科学与艺术问题举例道：“200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科学家钱学森先生。钱老在病榻上握着总理双手说：‘人类需要科学技术，也需要艺术和音乐。’……这是中国式的科学发展观的声音。”（第384页）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社会历史进入了物质丰富的时代，无孔不入而又“眼光独到”的资本又该如何“投资”——精神渗透不失为一种会有丰厚回报的选择。精神渗透如同腐蚀剂，可以让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变质、变味，最后变成资本的“附庸”，这是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从某种角度看，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应该比西方国家更为理智。客观上，西方国家已经替东方国家交了上百年有关“现代化”的学费，并且为东方国家积累了许多批判性的文献。……处于世界文化转型期，中国必须以开放性、兼容性、历史性的新视角，重新审视自我。绝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失去“特色”，盲目认同西方，落入一个群体“娱乐至死”的陷阱。
百年回顾，科学主义、发展主义造成的灾难与科学落后带来的贫穷同样都是沉重的。（第383页）
穷有穷的可怕，富有富的危险，伴随科技文化的落后或先进而来的可怕和危险，都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的确想在发展的道路上汲取西方数百年发展的经验教训，走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然而走新路本身也是一项筚路蓝缕、探索前进的事业，再加上总有人喜欢以教师爷自居，要让你按他们的“教材”走，否则就是打板子、使绊子，令中国的发展之路倍加艰辛。
刘德海在本篇《“饭后”更思“美”》中提醒道：“马克思百年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深刻批判的种种现象，在东方国家同样得到验证。……当下中国最最需要两种精神：一是批判精神，二是文化自觉。”（第382、384页）

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公共道德进入公共话语场域沟通交流，这是精神文明泛政治化、制度化带来的结果。正如张汝伦先生所说：“在现代条件下，道德本身面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自顾不暇，如何制约工具理性的使用？只有实践智慧和实际理性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时下，各式各样“全球化”的腔调此起彼伏，中国有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一份公共道德的“全球化”宣言，着实让“以我为中心”的霸主们汗颜，特别给“文明冲突论”“文明不可兼容论”“文明绝对相对论”“东西方永不相遇论”等鼓吹者当头一棒喝。（第383-384页）
东西方都在追根、反思、寻路。据资料介绍，有学术研究表明几乎所有文明都有“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那么如果把各种文明的“多元一体”形态，视作全球的“多元”，则应该可以由各种文明形态，生成全球的“多元一体化”，可惜中国期盼的全人类“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太难了。全球的“多元”难以“一体化”，或因从古至今总有几个“元”想做“老大”。即使到了“遵守公德”已成共识的“联合国”时代，也难以“联合”全世界，因为道德被“老大”们绑架了。

刘德海文集《琴海游思》封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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