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乐论选》一书。
郑觐文（1872—1935），江苏江阴人，自幼学习丝竹乐曲。1906年往浏阳向文庙主祭邱之稑[lù]求术教古乐事宜，1918年根据《诗经》译谱《雅乐新编（初集）》，并出版，1919年将上海琴瑟学社更名为“大同乐会”。主张“中乐为体，西乐为用”，光大国乐与西乐相济。大同乐会制作了大量中西乐器，演出了大量曲目，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郑觐文将国乐与一般音乐区分开来，指出国乐有雅乐、大乐、国乐三大类别。认为音乐要有发展，必须要与国家政治发生关系。
——选自《中国历代乐论选》相关说明
编者的话：郑觐文作为20世纪初中国音乐文化实践的代表性人物，其演说中的所思所想颇为出乎“大众印象”之意料，值得今人品味。在此解读一二，引乐友见仁见智。
音乐如此难兴，究竟是何缘故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余因此问题，横直在心，已非一日。直到现在，因辑《中国音乐史》，由各方面考察，方才撤底了解音乐的难兴。并非别故，乃在音乐本身，名实不符的关系所致。（编者小议：以前的《辞海》对郑觐文编著《中国音乐史》颇有“微词”，评价为“持论迂远，杂有臆断”。若知郑氏由此破解“音乐难兴”之谜，乃至后文所言观察“国家制乐”之分类等，写“微词”者或暗忖未知其“鸿鹄之志”太过“臆断”。）如今大声疾呼高唱入云的“国乐国乐”，考其实际，止有杂乐类一部分的丝竹价值。理不充，法不备，规模狭小，弄来弄去，几件不值钱的家伙，几只单簿得很的老调子，挂了“国乐”的招牌，专用娱乐二字做号召，教导的只知娱乐，学习的当然也只晓得娱乐。好像国乐的事业，除了娱乐之外，别无所用的了。在此民穷财尽的时代，大多数人的心理，正在忧愁得了不得。这种单讲娱乐的丝竹品，适立于反比例的地位。难怪社会不十分重视，政府也不出面提倡了。（编者小议：20世纪初上海江南丝竹大发展，多称国乐，众多民间丝竹团体营造了民间音乐生活。大同乐会自然也置身其间，但郑觐文显然没有陶醉其间，却从乐体娱情和国家政府的视角比对，进行了清醒、独到的文化透视，所思所想境界非同一般。而“民穷财尽”的时代“定论”也可谓“直白无遗”，颇具民国“特色”。）更有一般热心国乐的，他说国乐与国民性有极大的关系，这点不差。但是现在所谓的国乐是否能代表国民性，国民性是否即包括在现在的“丝竹”（之）内？这个问题，我们一向太不注意。所以弄到现在，不知误用了多少心力。（编者小议：古代先贤制礼作乐，以道德礼乐教化人伦和谐。以此而论，国乐堪比礼乐，自与国民性相关。而以丝竹之娱确难言彰显国民性，更奢论将其升格为国乐，如前文之意：毕竟“国乐只为娱乐”实难成立。）
为纪念大同乐会诞辰100周年，由江阴文旅局资助影印高仿翻印的郑觐文所著《中国音乐书史》。
这样说起来，国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可以答曰：“国乐”是国家音乐的性质，不是普通“丝竹”就可拿来做代表的。国家音乐的内容是什（么）样？又可以答曰：国家音乐名“制乐”，在一切杂乐之上，规模宏大，学理完备，自古相传。（编者小议：前文已将民间的丝竹归于“杂乐类一部分”，自难代表国家性质的“国乐”。那么郑觐文由梳理历史而来的国家音乐——制乐，虽说“在一切杂乐之上，规模宏大，学理完备，自古相传。”实则细想无谱无声，也不可能有一支数千年传承的乐队实体的存在，若有的话也就不用梳理历史了，故而“自古相传”最多也只能据文献或出土文物等自古“流传”而已。故而若想知国乐之概貌，必须大量、深入地解读历史，这应是郑觐文编著《中国音乐史》的“潜意识”。）他的部分有三大类：一名雅乐，历史最古，是中国音乐的根本。他的原理有五音十二律，旋宫起调诸法；他的乐器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在上古时代立过许多很大的功劳，后来成为郊天祀圣的永远国教的音乐。（编者小议：雅乐是一种西周初年制定的古代宫廷音乐，典雅纯正谓之雅乐，其与礼法共筑治国安邦的基石，自有“国家”属性。其包括仪式、乐律、乐曲、乐器等多方面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乐制或称体系。而“八音”乐器无疑是雅乐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郑觐文正是通过对其大量仿制、复制，欲体察古乐器规制和雅乐“音效”的“历史回声”，感受纯正的“国家级”雅乐之浩然“正气”。雅乐或是偏重体现精神层面恒定的“音乐仪式”）其二名大乐，于朝会大节，他的性质，与雅乐不同，历代开国建功立业，或纪文德，或叙武事，制成乐章，用于朝会大节。他的性质，与雅乐不同。雅乐是万古不变的。大乐是因事业而成，历朝不同的。这种音乐，名曰功业的音乐。（编者小议：雅乐注重精神教化，大乐歌颂历史功业。雅乐亘古不变，道德精神的“正声”始终一以贯之；大乐历代不同，是用丰功伟绩谱写的国家大乐“正气”。大乐或是偏重体现历史层面豪迈恢宏的“音乐内容”。）第三，就是国乐了，他的性质，是专司对外的，在中国春秋时代最风行。（现在西洋各国也是特别注重的）前清名燕乐，规模很大。他的编制，以中和清乐作基本，以番部高丽、缅甸、回子、安南等国乐作合奏，乐器众多。乐器的种类，吾人所未经的，不知凡几。（编者小议：国乐彰显国家形象和万国来朝的大国气度，或偏重体现最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为今之计，为有使音乐与国家政治发生关系，方有发展的希望：一面宣传上述的“制乐”，一面将北京前清的乘余的乐器，运之南来，联合沪上及外阜各音乐团体内的中坚，因时制宜，编成中华民国的新国乐，作大规模经营的组织。凡为音乐界中人，不分中乐西乐，大家共同负责，一致提倡以制作为前提，不要单讲娱乐号召，求真正的国乐。这就是本会今年添设制乐的唯一主义。（编者小议：从非常理想化的设想可见郑觐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不要单讲娱乐号召，求真正的国乐”不无“礼崩越坏”的担忧，以及将“娱乐丝竹”升华为“国家音乐”的期盼。“添设制乐”一说据陈正生、沈正国编著的《国民大乐》一书载：1928年7月大同乐会增设“制乐”一科，有郑觐文亲自教授。此举足见其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
1931年郑觐文（图中立者）监制完成了一批古乐器
还有一句话要声明的，我所说的并不是不要丝竹，不过希望专考丝竹的同志们再进一步，加以国乐的研究，使丝竹的价值，更可因此继长增高，受相得益彰效果。鄙见如此，不知我诸同仁以为如何云云。（编者小议：符合号召音乐人“共同负责”的精神，期待玩丝竹“杂乐”的关注“国乐”研究。而通篇除了“音乐需要依托国家政治求得发展”之意，也蕴含了“国家政治需要国家音乐”的“潜台词”。） （《申报》1928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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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音乐学家陈正生《郑觐文对民族音乐的贡献》（《国民大乐》一书的代前言）介绍：
1928年5月，郑觐文采纳柳尧章的建议，组建了包括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社、琴侣斋、精武体育会国乐组、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国乐组等十个团体的国乐联合会，意在组建40人规模的大乐队。后因分声部、定谱、视奏等意见难以得到共识而流产。因为上海的其他民间乐队很少有大同乐会会员识工尺谱、简谱，又识五线谱的能力。此事促使郑觐文下定由大同乐会单独组建大乐队的决心。该年夏、秋之交，大同乐会即向社会招收乐队队员，大乐队很快组成。该乐队有30余人，分吹、拉、弹、击四个乐组，高、中、低三个声部齐全，并编排了五个乐章的《国民大乐》。……此后的1933年4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国民大乐》易名的《东方大乐》拍摄了记录片送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参展，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3年4月拍摄大同乐会合奏《东方大乐》（原名《国民大乐》）纪录片时的留影
编者的话
从陈正生文中以及此篇郑觐文在大同乐会的演说可以看出，郑觐文无论梳理历史编著《中国音乐史》还是大量整理仿制、复制古代乐器、组建大型乐队，并非像以前《辞海》郑觐文词条所言是简单的崇“雅”黜“俗”，或者“复兴礼乐”之类，而是基于对历史与当时社会文明和音乐文化的深度思考，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所进行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而大型乐队作品《国民大乐》之名，似乎也映射出以“大乐”、“国乐”体现国家形象的心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