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民族乐器制造行业风雨兼程三十多年的“乐器人”，无论在这个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担任什么角色，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民乐情节”。在这个行业几十年的经历，使我对民族乐器制造企业、民族乐器市场以及其他行业相关领域，都有所涉猎，并积累了一些真切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使我得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行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一些思考。常常为行业的进步感到骄傲，也常常为一些“羁绊”而忧虑。作为一个热爱这一行的“乐器人”，对这些忧虑多一些思索、多一些呼吁，也许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服务。在应邀参加“天艺”厂十周年厂庆暨“琴筝高峰论坛”之际，在同道、同仁面前就省略“花好月圆”的溢美之词，坦露一些对行业现状真实的思考和建议。以此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来表达一个“乐器人”对行业今后能取得更好发展的美好期盼和良好祝愿。
一、“大而全”、“小而次”的生产模式已不适应文化品位的需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模式的指引下，上海、北京、苏州等地相继在各自地域范围内，把个体的乐器作坊进行了组织性整合，成立了以厂为单位的、综合各大类民族乐器生产的企业。这种整合，在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的情况下，为民族乐器各品种的延续和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及所有制的突破，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引入，那种集各个地域所有人、财、物进行“大而全”生产的模式，受到了强烈冲击，如今民族乐器制造业格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计划经济”的指挥棒下，各企业要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如今也显得力不从心。尤其从行业角度来说，以“民族乐器厂”这样的名称，来阐述“这是一家制造各民族、各地方戏曲、各乐器类别产品的企业”，已经显得很不专业了。历史上，西洋乐器生产厂家的产品定义描述，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交响乐乐器厂”的模式。
中国民族乐器是个大家族，走过几千年的岁月，其中无论“旁系嫡系”，都有深厚的“挖掘”和“打磨”的价值。哪怕就是看似简单的竹笛系统，要在其人文层面、艺术层面琢磨到比较专业的程度，也许需要穷尽一生。而现在各地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今天思考一下古筝，明天研究一下笙，后天在来讨论二胡……，这样“通吃”型的厂家，最后难免“消化不良”。
在西洋乐器的制造行业中，没有一个厂家能把整个交响乐团所需乐器全部品种、或者仅仅十分之一的品种尽数投产。对各类乐器的诸多品牌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多种类的乐器，是分属不同文化、技术层面的一座座高峰。作为一个企业，要想攀上每一座高峰难免力不从心，也不切实际。也许可以攀上一座座“著名商标”、“名优产品”之类的“人为高峰”，可没有品质的保证，我以为这只能是为企业做反面宣传，因为品质方面潜伏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近几年古琴的生产模式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在制作理念上，在对乐器文化的认知上，一批优秀的制作者已经深刻地理解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古琴，其蕴含的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就是极尽个人甚至一个团队的毕生精力，也只能了解一、二而未必能参透一、二。古琴这座“高峰”不是一代人、一辈子能攀登完成的，这座山里的宝藏也不是一代人、一辈子能探究完成的。相比那些紧盯着“市场占有率”的企业，这样的“琴坊”更加符合乐器文化的属性，体现了对文化品格的追求。我以为这样的“琴坊”选择“琴有独钟”的生产模式，无疑是一个或者一群对乐器文化有深刻认识的文化人，选择的一种富有“文化智慧”的模式。
在这当中，王鹏先生创建的“均天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如果我们的行业中，有100个、1000个这样的“琴坊”，那么我们的民族乐器制作行业，才能与中国的文化地位相称。当然，这需要以“琴坊”的创始人具有相当的综合素养为前提。所以我呼吁音乐院校的毕业生，可以把乐器制造作为事业的选择，在努力的钻研中“蛰伏”10年必有成效，可成大器。
反之，当前行业中一些由“小而次”繁衍至“小而滥”的小作坊，以及由“大而全”转化为“大而空”的大企业，由于文化品格、精神的缺失，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大企业未必有大文化，小企业尽可以体现大文化。“天艺”在战略决策上，将以琴筝为今后企业发展的主体产品，不再涉足其他。作为一个发展历史有十年之久，并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能有这样冷静的心态和决断，我以为是非常明智的。
从市场角度来说，目前产品销量始终受到“供大于求”的威胁。在这一表象的背后，与我们民族乐器企业因不甚合理的生产模式，导致的粗放经营、文化品位不高而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不无关系。
很多年以前我曾在日本独资的古筝制作企业参观学习。当时面对日本总经理我还很有自豪感的介绍，我们一年能生产几万台古筝。但他听了之后一脸的不以为然：在30年、50年以后，你们还有多少能够给人以视听享受的古筝可以留下？让我一时哑然，真是“易见千年琴，难闻百年筝。”
可以理解，我们很多企业为了市场、为了生存，都在彰显着自己的生产能力，动辄几万把二胡，几万台古筝。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若干年以后，我们值得留下的乐器能有多少？我们的子孙面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二十一世纪初叶留下的、号称文化产品的民族乐器遗存，能感受到多少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又能洞悉到多少这个时代的“非文化”或“伪文化”的浮躁之气。
看看当今的日本古筝，与我们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侨民所用的古筝，其文化层面的“精、气、神”完全是一脉相承。文化的源泉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无论怎样的社会变迁，文化的潮流总是不断前行。从这一点来讲，依托着文化精神的生产模式才能走得更远。
二、中国民族乐器美学理念亟待梳理
现代中国民族乐器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导其美学理念变化的，应该说是在时代背景下的市场潮流。从先前的“大老粗”形象，到之后“花枝招展”的变迁，多是基于迎合“市场价值”的主旨。其实乐器发展至今，其本身的“美学形象”已经留给我们丰富的遗存。比如琵琶的女性化特征，比如战国时期古筝的柔美造型等等。但在科技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从乐器本身的文化艺术背景来思考民族乐器美学理念的微乎其微。
在这里，以两款古筝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第一款是名贵材料贴面的“素面筝”。
以我们对木材的认识来说，它应该拥有美感、质感、情感等属性。木材本身的肌理图纹充满了不可复制的、天然的美感；而木材的质地，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触觉质感的和视觉质感。比如粗糙肌理的笨重、温和；细腻肌理的柔和洁净；柔软质地的可爱、诱人；坚硬质地的沉重、醒目等。正是由于木材材质本身具有美丽的自然纹理，给人以亲切、温暖、柔韧、透气的质感，从而显示出一种天然雅静的表现力，所以尽可能保持材料本质原状和体现自然美，利用材料对比的表现手法，已成为现代家具造型设计最基本的手法之一。这称为尊重材料的质感。而在我们眼中，所有木制品，尤其对于表情达意的乐器来说，这些材质都是离开原木之后的“重生”，是鲜活的、有情感的。所以与其说“尊重材料的质感”，不如说是“尊重生命的美丽”。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民族乐器开始由厚厚的化学漆唱主角了。动机或许是在美化外观的同时，还可以遮蔽一下材料的“内隐”。在“浓妆艳抹”的涂饰过程中，有的甚至追求“亮到刺眼”方觉鲜艳。而那些传统的色泽温润的外观，则被一些人讥讽为“老气横秋”、“保守落后”。
据我所知，在日本家俱界和乐器界有一种共识，就是那些紫檀、酸枝、乌木等名贵木材，是不应该用树脂漆等化学漆种进行美化涂饰的，那会使质感受到很大的影响。只有低等木材才那样做，还美其名曰“水晶漆”。我想此时的“木艺”，大概已经让位于“漆艺”了。这对于体现木材的天然质感，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想想看，有径切、弦切那么多不同的加工方法，可产生多少多姿多彩的质感。要是光剩下看“漆艺”了，那是多大的损失。
当然，木制品表面的保护漆膜是需要的，因为它可以保护木材，免受大气环境因子而造成的损坏。我们所追求的是，应该让这层保护漆膜在具有保护功能的同时，还能起到强化木材质感的作用。这一点，中国的大漆工艺和日本乐器使用的“无漆石磨”工艺，确实到了涂饰“似有似无”、“亦真亦幻”而尽显质感的境界。就像现在的这款素面紫檀筝看上去似乎没有涂膜，其实加工初期的保护性涂膜已经渗透其中。
素面筝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是，木材蕴含了大自然赋予的“天生丽质”的自然美，不去加以展示或不会展示也可说是一种“罪过”。同时，这种自然美的展示应该在人们的眼中一览无余，不该让那些不合理的、人为雕琢的、多余的“聚焦点”来影响她。20年前，我为女儿专制了一台老红木饰面的素面筝，今天看来真是“素筝不素”。“天艺”在近10年中也做了大量的素面筝，赢得了市场，这说明消费者的眼光和审美理念也在不断提升。
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乐器等木制品那种光鲜的油漆，这要看是否能体现和强化作品的质感与艺术感的完美结合。就如小提琴的涂饰工艺，几十道的工序都是为小提琴“化妆”，而且是化“淡妆”，并非是画上一张色彩艳丽的“脸谱”。 有一些优秀红木家具企业的产品，在外表处理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这么说，木头在一些人手里就是一块木头；而在有思想的艺人手里，木头就富有了艺术生命。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其实君子也可以“比德于木”。
第二款是“榆木风化古筝”。
古筝的装饰美还是要还原于古筝本源，简言之就是“筝饰归筝”，这种理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唯美的境界。所谓筝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状态，无不要求筝饰的设计融合于自然之中，“以一条简洁的线条，包含丰富的内容”一直是我的想往，即古人所说的“简于形，精于心”。在听到周延甲先生谈到“秦筝归秦”的论点后，我对“筝饰归筝”的想法更加坚定了，即一切和古筝无关的艺术手法、工艺手法应尽量少用，要凸显自然状态的美。一切装饰的必要性，均要符合古筝本体固有的美学特点。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一个影响很久的观念。在各级“领导”的强化下，我们在长期的教育中形成了“乐器不仅是乐器，而且是一件工艺品。”的观念。对乐器提出这样两个属性，其实是使乐器的“主题”被淡化了，而“工艺品”的概念又被人为地强化了。当一件乐器“退化”到工艺品行列中去的时候，她的乐器生命也就结束了。“贵州玉屏笛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筝饰归筝”的理念指引下，我一直在注意古筝本体“天然生成”的装饰美元素。古筝所用木材的天然质感当属古筝本体的自然属性，当然会被注意到。如何彰显这种质感，赋予它生命的张力却不易突破，彰显手法也不常见到。所以，当我看到榆木家具以自然风化手法达到的神奇效果，立刻为古筝本源性的饰美找到了一个切合点。
当榆木凹凸不平的自然肌理作为筝饰铺陈开来时，我看到了巍巍的高山和潺潺的流水；我看到了中国书法的笔意、中国绘画的布局。每台古筝都是一部天然成趣的个性作品，没有人工的雕琢，却有人的思想体现。
在当今中国这样的艺术环境中，相关行业的美学品味和鉴赏层面应该也是相近的。中国民族乐器的美学品鉴，不应该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通过乐器美学品鉴提高民族乐器的文化价值，引领高品位的大众审美情趣，对乐器行业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这里需要反省的是，在引领市场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当中，我们经常会被市场需求“绑架”，有时还会被所谓“领导的金点子”引入“歧途”。那些“生肖筝”、“景点筝”、“彩色筝”的出现，可以说是搞不清或者说背离了古筝的核心文化价值。
三、“宽松型”的民族乐器标准不利于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
最近看到新一轮民族乐器行业产品标准的修改文本，这无疑是中国民族乐器行业的“技术门槛”。然而，以当今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现状来看，这个门槛过低，也过于“简陋”。50年前的“基调”和50年后的“基调”没有太多的变化。
长期以来民族乐器标准的架构之所以宽松，据说是和国际接轨的。普遍的说法是各企业的产品标准，可以在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得更为严格。我们看到国外一些乐器企业高品质产品，确实就是这种标准模式下呈现的良好状况。甚至一些优秀企业的标准被“采标”也是常事。而我们的现状又如何呢？那就是消费者在宽松的行业标准面前只能是无话可说，而产品的质量水平，只能靠企业自律了。但在现实的背景下，我们的企业自律能做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可以和国际接轨的事很多。如果我们现在也像国外有的地方一样让交警休息，让司机自觉安全行驶，让过马路的行人自行酌情调节红绿灯，这可行吗？
我们在论及乐器标准的时候，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也会有这样的潜意识：定标准不能给自己找麻烦。其潜台词就是把质量控制得严格，就等于给自己穿上了“小鞋”。
撇开这种“低标准”的、甚至是缺乏职业道德的托词不说。中国也是世界上对消费者“生活素养”要求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奶粉有没有毒要懂，绿叶菜有没有农药残留要懂，哪怕不算“衣食住行”必需品的乐器也要懂。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累了。
曾经有人总结说，现行的乐器标准就是几个身高体长的尺寸，加上几个“雾里看花”的“高音明亮、低音浑厚”的形容词。其实，制定标准实在不应该忘了“服务对象”——消费者。对于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标准性”的、可量化、可操作、可检测的问题，应该体现在标准中，使产品“标准”在实践中更具有可行性，同时也使产品在消费者手中更具有“保障性”。比如音准稳定指标、弦轴跑弦指标、筝码移位指标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类指标从乐器企业实际制作的角度来说，可能会觉得控制起来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成本。但换位想想，从市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指标并非是对产品质量控制过严，而只是一件合格产品的基本质量要求。如果专业的乐器企业连这样基本的要求也做不到，那就显得太不专业，也太没有技术支撑的底气了。而从行业角度说，这类指标的加入对乐器企业技术层面的提高具有“强制性”的和实际性的提高。否则，只能证明行业标准的技术门槛太低，甚至是“不设防”。
简而言之，如果只是以宽松的行业标准来堵消费者的嘴，那无疑也堵住了民族乐器行业科技水平和品质提升的发展之路。同时，也为一些大企业、小作坊的低劣产品开了方便之门。我们在指责一些企业的不良产品时，请不要忘记，如果对照标准它们往往也是合格品。我们的责任意识如果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那就是在自搅浑水当中推卸责任。
四、部分民族乐器的生产加工方式难以打造文化产品的艺术品质
按照社会上一般的理解，乐器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艺术品质，一定是高于家具、地板等产品。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却不尽然。
毋庸讳言，现代家具、地板业的技术进步是非常显著的。相比较而言，乐器木材的干燥处理普遍不如地板制造的品牌企业；乐器加工设备的精度，普遍不如组合式家具流水线设备；而乐器的油漆设备、环境，更是普遍不如家具喷涂的设备、环境……可以这么说，中国民族乐器的制造装备普遍不如家具、地板业的装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具有特殊艺术品质和标准要求的乐器生产加工方式，正在向家具行业的生产加工方式转变，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现在乐器界普遍采用的加工流程是：前期工序为部件外加工、后期工序为涂饰组合装配，然后出厂。没有充分的调试过程，也没有时效处理过程。这与家具业的加工流程很接近。这里要强调的是，油漆装配完毕后即为成品完成，可进入市场，这在行业中是习以为常的。但从乐器专业的标准要求来讲，一件没有经过反复调试的乐器就是半成品，但现在业内都认为是成品，让人觉得缺乏真正的专业精神。
举例来说，一架油漆装配完成后“新出炉”的小提琴，如果要符合专业的要求，不经过制作师一个月对琴码、琴弦张力稳定性以及整体振动状态以及音质的反复调试、试奏，包括每天半小时的辅助振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制作师看来，这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是生产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会把“未满月的孩子”交到演奏者手上。
我们的许多企业可能缘于成本、人员、交货期等原因，大多把这一个月都剔除在加工流程之外而省略了。但实际上，还是缘于对其必要性在认识的缺失。我们很多企业会在自己乐器产品的宣传上不遗余力，不计成本，但却没有坚定保证产品艺术品质的文化定力。
除此之外，即使在属于加工流程的前期工序甚至材料储备方面，其“不专业”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有的材料需要多年的自然干燥和应力平衡，但企业的银行账上尽管是“盆满钵满”，却不愿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材料储备的“食粮”。再比如大多数企业只有粗放的材料等级分类方式，而在因材施艺及部件材料匹配的选材手段方面，没有专门的工序。有的企业更是以统一的模具“硬性”地将面板压在古筝框架上，不论振动板质地松紧，也不论振动板切面状态，就和做一个木箱没有什么两样。前期工序如此的“先天不足”，那么后期的调试也就没有多少余地，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样的加工方式，如何能打造出文化产品的艺术品质。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产品有些还是省市一级的“名牌”。作为乐器文化的传承人，做出这样“不文化”的事，也算得上是行业的不幸。
五、大部分乐器企业管理者的传统文化精神普遍缺失
文化的传承从来就不是突变性的。乐器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谓“温故而知新”，“根深”才能“叶茂”。要真正地进行传承，必须认真地解读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脉络，才不至于走上歧途的“拐点”，甚至回到“原点”。
古筝前辈周延甲先生提出的“秦筝归秦”思想，点出了古筝文化源头与古筝发展的关系。作为古筝技巧和现代作品“先锋派”的王中山先生，说是要做一个“当代传统古筝形制”的捍卫者。以“先锋派”面目出现的他，实际上是个捍卫传统古筝的“保皇派”。基于对传统筝艺的深刻认识，他所“创新”的技巧和作品，才显得那样有根基、有底气。
从乐器企业的角度讲，作为一个管理者，重要的是对乐器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要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和思考，而不在于你是否有过推木工刨、拉木工锯的经历。如果没有根基深厚“乐器思想”，哪怕是管理一辈子乐器、制作一辈子乐器，只能是个“匠气十足”的“匠人”，哪怕是“依样画葫芦”还会经常在“创新”中走样，更何谈做一个“传承者”，因为传承乐器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和精神的传承。
我们乐器企业的有些管理者，对传统文化没有敬畏之心，一不学习传统文化，二不了解传统艺术。虽然数十年身处所谓文化产品之中，但也只是飘走于传统文化的“堆积层”之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内涵没有内在的联系，却热衷扮演那些“高级XX师”、“XX专家”的“传承者”形象。当这样的领导打着“创新”的旗号频频推出“标新立异”的产品，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有时候连“创”出来的东西是“新”的，还是“以旧换新”也弄不清楚，成了名副其实的“创伤”。
有一些是“简单联想”所产生的“成果”。比如用红木制作二胡弓杆，因为竹制的太土，能不能演奏就是另一回事了。再比如由于“琴棋书画”是一家，所以就将古筝花板做成棋盘还嵌入棋子。
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搏出位”以吸引眼球，“金镶玉”一起上，巨无霸袖珍版遥相辉映。一代代的“创新”样品既引领不了潮流、也进入不了市场，大多成了样品间或样本书里“曾经的辉煌”。说实话，在行业几十年的岁月中，这种对古筝文化含有很大“误导”成分的“创新”之举，我也曾经参与其中，甚至是有些产品的“始作俑者”。也许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对自我的反省才更为深切，对行业现状的担忧才更为急切。
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传统之根的创新只能算是一种“变异实验”。创新离不开传统，没有“旧”何来“新”。
时代在前进，传统的审美也在发展，变革创新理所当然。但一部民族乐器发展史告诉我们，局部的不断改良、细节的不断优化，以渐进的方式不断完善，是乐器发展的基本规律。琵琶从横抱到竖弹，绝非在一夜之间，琴钢丝普遍代替丝弦也需要假以时日，度过“审美适应期”。所有的这些，确切地说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改良成果。从本质上说，这些改良，或者称为创新，其实都是对传统乐器进行“声与形”的“与时俱进”的“美化”，其本质还是传统的神韵，蕴含着传统的魂，而不是另起炉灶。
如果能够将这种“渐进式美化传统”的“创新”理念，融入到乐器企业“创新”的“血液”中，那将是民族乐器行业传统文化精神的复苏之时。
解决民族乐器行业中的各种“缺失”，乐器协会等社会相关组织可以担当起“引领”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整理出的民族乐器行业诸多的“不和谐之声”和“不和谐之形”，首先要从各层面的专业培训切入，重温民族乐器历史的文化精神，交流各自的得与失，放下面子，放下各类“名优证书”，共同努力，走出民族乐器行业“文化复兴”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沈正国2010.10.10 |
